冠病疫情与制度之争的谬误

  2019冠状病毒疾病在全球的扩散,和各国政府抗疫成绩的巨大差异,引发了新一波中西制度之争。

  先是西方媒体批评和指责中国的制度,认为是中国的“专制”制度,造成了地方政府对病毒信息的隐瞒,才导致后来的大规模扩散;很多西方媒体也认为冠状病毒是中共的“切尔诺贝利事件”,最终会导致中共的垮台。等到中国成功有效地控制住病毒的扩散,严防病毒再次回来,同时不仅恢复经济,而且向世界各国提供医疗救助物品,轮到中国媒体批评和指责西方体制。

  令人惊奇的是,和西方媒体一样,中国媒体也强调体制的作用,认为西方政府抗疫不力是因为西方的民主体制;而中国政府成功抗疫则是因为中国的“举国体制”之故。

中国为西方赢得时间,西方却浪费了它

  在中国,自1月下旬起开始实行的大规模封闭管理让所有居民——甚至包括那些远离疫情中心武汉的居民,他们都在面对一场全球卫生危机。

  一位中国公民在网上描述了1月底时他出国过程中的所见:“我在北京的登机过程是对这场危机的最后提醒:需要经过两次强制体温检测,填写一份电子版的健康声明,并在声明中提供一个电子邮件地址和两个联系电话。但当飞机快要到达伦敦时,我开始有了一种幻梦般的感觉。航空公司发给乘客一张廉价打印的纸张,上面只建议我们在感到不适时拨打常规的国民健康服务系统(National Health Service)热线。落地之后,没有对入境者进行体温检测,也无需填写健康声明,这意味着如果乘客中有人感染了新型冠状病毒的话,英国官员将无法追踪我们。我们只是走下飞机,摘下口罩,然后消失在城市之中。”

方方和六六的日记

  武汉作家方方写了不少武汉疫情的文章,我浏览了几篇,关注得不多。一方面是她记录的那些细微感人的真实细节网络上有很多,只要有时间刷屏,总是有一些普通人的点滴在感动你,让你流泪,让你心碎,又让你振奋。

  另一方面感觉悲愤的情绪太浓烈了,我似乎已经麻木,不用方方如此循证就能推断出事情发展的基本逻辑,所谓见怪不怪,而带有太多个人情绪的文章,让人读起来有时候不舒服,会适得其反。

每个人都是武汉人

  每个人都自有自的烦恼。

  那些和家人分离的,固然是充分享受到独处的自由,但也时不时受到担忧家人是否安康的心理折磨。之所以称这是心理折磨,是因为是否安康的判断标准,并不如骨折流血缺胳膊少腿来得那么干脆,“潜伏期”有多长,这种心理折磨就有多久。